那是五月初一個典型的香港週六傍晚。空氣裡灌滿了濕氣，厚重得像是一條擰不乾的毛巾。
我把女兒留在新城市廣場的火車站，她正滿心期待地等她的同學，一起去聽管弦樂團的表演。 「爸， 您先走吧！」 甚至帶著一點嫌棄的語氣催促我快點離開。
那種被女兒推開的微小失落感，在悶熱的晚風裡像冰塊一樣迅速融化，變成了一種鹹澀的孤獨。
我順著行人天橋，朝著禾輋邨的方向走去。
這條路，我曾經走過無數次。只不過上一次頻繁走過時，已是二十多年前了。那時候，身邊的她已經步入社會工作，而我還是個穿著寒酸球鞋、口袋裡沒幾個錢的學生。每個週末，我都會陪她走過這段天橋。那時候的天橋似乎比現在還要長，長得足以讓我們聊完一整個虛構的未來。
二十年後的今晚，景象詭異地重合了， 我像是遊走在時空乾涉的狹縫。我經過那些老式的理髮店，玻璃門上貼著褪色的髮型海報；經過賣文具的小店，塑膠氣味裡混雜著時光的塵埃；還有那間中醫館，苦澀的藥材味依舊固執地盤旋在空氣中。
一切都沒變，除了我。我急需一杯冰涼的生啤，來鎮壓胸口那股被回憶攪動的不安。
然而，從天橋的一頭走到另一頭，我經過一座座商場，一座座樓宇， 卻找不到一家酒吧。身旁滿是步履匆匆的路人，他們三兩成群，或是並肩而行的情侶，或是提著超市購物袋的夫妻。他們的嘴唇一張一合，正熱切地對身邊的伴侶說著什麼，也許是在抱怨天氣的悶熱，或者是討論待會兒的晚餐。但我什麼也聽不見。那些聲音被潮濕的空氣過濾成了毫無意義的嗡鳴。我像是一個被調到了靜音軌道的旁觀者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固執地集中在尋找一個招牌——一個能提供冰凍生啤酒、帶著昏暗燈光的酒吧或酒館。但在這一刻，沙田的喧囂似乎與我完全無關。
就在我準備放棄，打算去便利商店買罐裝啤酒時，我看見了她。
她坐在一張陳舊的塑膠圓凳上，就在那間已經拉下一半鐵閘的文具店門口。她穿著一件淡青色的連身裙，低頭翻看著一本封皮發黃的小冊子。
那一瞬間，空氣裡的濕度彷彿凝固成了透明的琥珀。
她看起來一點也沒變。那種神情，那種微微側頭的姿勢，簡直就是二十年前那個「百分之百的女孩」。我的心跳開始加速，那種頻率並不屬於一個中年父親，而屬於那個曾經在天橋上不知所措的窮學生。
我停下腳步，站在距離她五公尺遠的地方。
我想：如果這是村上春樹的故事，我應該走過去，對她說：
“你好，你還記得二十年前那個在天橋上，和你爭論未來是什麼顏色的男孩嗎？”
那時候，耳機裡正放著李慧珍的《天藍》。我固執地認為，我們以後生活的世界，一定會像歌裡唱的那樣，有一抹像雨後初晴般、透明且充滿希望的藍色。你笑我太天真，說未來的顏色應該是更複雜的、無法簡單定義的。我們走在通往禾輋邨的長廊上，年輕到以為只要討論出未來的顏色，就能擁有那個未來。
或者，她會抬起頭，對我露出一個如午後陽光般透明的微笑，說：
「噢，原來是你。我在這裡等了二十年，只是為了告訴你，其實未來的顏色，就是今晚這罐還沒打開的啤酒的顏色。”
我們或許會一起走進一家不存在的深夜酒吧，點兩杯朝日生啤，談論那些在時光中走失的貓，談論那首已經很久沒人提起的《天藍》，以及那些從未實現的諾言。
但我沒有動。
我只是站在濕熱的晚風裡，看著她。五秒鐘後，一個穿著校服的小女孩從文具店裡跑出來，拉起她的手喊道：“媽媽，我們走吧。”
她抬起頭，露出一張被歲月溫和洗禮的、完全陌生的臉。她並不是她。或者說，她只是我記憶裡的一塊碎片，折射了某個路人的側影。
她們母女倆穿過人群，消失在通往厚和樓的轉角。
我苦笑了一下。現實世界裡，並沒有百分之百的相遇，只有百分之百的錯過。
最後，我還是去便利商店買了一罐藍妹啤酒。我拉開拉環，「滋」的一聲，那是氣泡幻滅的聲音。我靠在行人天橋的欄桿上，對著遠處閃爍的燈火舉了舉罐子。
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女兒之所以催我離開，是因為她也正走在屬於她的、那條通往「百分之百」的天橋上。
而我，只需要在這裡喝完這罐苦澀而清涼的啤酒，然後準時到音樂廳接她回家。
這就是周六晚上，發生在禾輋邨的一個關於時間、啤酒與失落的小事。
你打算把這個故事分享給那位「二十年前的女孩」看嗎，還是就讓它留在禾輋邨的晚風裡？
— 一位朋友在酒吧聽完我的講述後問了我這個問題。
